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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研究生培养，我提倡的模式是：再生型。
其相反的模式是：退变型。
对于研究生导师来说，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团队，是很重要的问题。建实验室，是要一个退变性的实验室还是要再生型的实验室？是递减型的梯队还是倍增型的梯队？
这里主要针对实验学科的研究生导师，比如生命科学、化学、实验物理等。这些学科基本都是一个导师带着一个小型研究梯队（实验室、课题组），学生是研究梯队的骨干力量。传统中国文化造成一个不良习俗，年纪大的喜欢管年纪小的，职位高的喜欢管职位小的，掌握决定权和资源者喜欢管不掌权者。再加上目前一些社会风气的影响，大学里很多导师很喜欢做管别人的老板。
我很反对老板模式。当导师把自己放在管别人的位置上且希望别人都听话时，整个梯队容易出现退变、递减。
退变性的模式原因可能多样，包括导师的知识结构、能力、眼光、习惯等。这样的导师和领导者在选人和支持人的时候，常喜欢"听话"的人。中国有些地方招聘的时候，看重应聘者是否听话、不喜欢有主见的人。以这样的文化、靠这种眼光选出来的人，将来也常变成学生不如导师、教授不如院长/所长。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梯队，退变性的梯队不是最好的运行模式。当学生都不如老师的时候，梯队难以越做越好？
我最早对这个事情起反感，是在美国的时候，一个华人告诉我，一定要管学生、让他做你要他做的事情。对于这句话，我很不以为然。研究自然科学的教授，希望学生在这个梯队里的作用完全是和教授互动，推动实验室不断更新、不断向前。我希望研究生要在两三年内，能表现出比我强的部分。如果他一来的时候就比我好，我当然更高兴。如果他一开始不显得一定比老师好，但有这个潜力，我也很高兴，而且支持他在两三年之内，某个或者多个方面超过我。
自然科学所探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，当然包括老师想到的问题和办法。但最有趣、最重要的，是我们没有想到的，还有一小部分是我们想到但无法解决的。如果一个学生加入实验室，都是做老师想到的东西，或者是技术上都是老师会的东西，我会觉得很无趣，课题组进展也会很慢。
每个领域都会形成一定的固定思维，还有由于能力有限、时间有限，老师了解的东西就有局限。我敢说这句话是因为我实际上认为我了解的东西很多，特别是在生命科学相当多的领域，我的知识面不能算窄，而且不是很浅。但是，我常常明显感觉到自己不够。
我觉得自己不够，就希望学生比我厉害。一个课题组在招学生的时候，应该看他是否思维活跃，是否在某个地方有特长。
对于再生型梯队来说，学生前期是老师支持多，后来明显是学生对梯队积极影响多。在希望建成再生型而不是退变性梯队这一总体思维下，招学生带学生，方式就和退变性的不一样。
我自己的学生中，每过一两年会发现有学生比我聪明很多。我就会很高兴有优秀的学生，高兴到他们骂我的时候我不吭气。这样挑选和支持的学生有些不同于其他实验室。
对于申请进我的实验室，我先用email跟他谈，问他为什么感兴趣，要把科学讲清楚。一般的学生不能经受三次这样的来回，因为当第三回合讨论到具体问题时，很多学生没有去搞懂科学，只是一般性谈天。
中国和有些亚洲国家文化中培养一些确实学生，不要自由，喜欢琢磨老师。对于不相信他有自由、专门希望听话的学生，在我实验室待着很无效率。有过一个韩国人揣摩我的心思，到最后还是揣摩不到，因为我没有什么特别心思，我的心思就是希望他有思想、有能力。这个人做实验的时候，把不符合预期的结果都丢掉，我发现了，他的结果全部不用，重新让人做。他也从来没有和我联合发表过论文。另外有个韩国人就很好，靠自己扎实的工作。
我发现中国有一批学生很厉害，这些学生不一定是原来考分很高的学生，**考分高的学生有厉害的，也有不厉害的。**2003年我在北京招了两个学生，他们都是考分在中间的学生。刚来时他们和其他学生一样说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，我就问他们到底对哪些方面感兴趣，要提出可以做的实验。这两个学生后来发展相当好。当时我实验室还没有完全运行，我把一个学生放在科学院一个人的实验室。那个老师很聪明而且很会做，所以他对很多学生要求很高。他对我这个学生意见很大，告诉我负面意见。等我实验室开始运行的时候，这个学生回来了，我自己观察，发现事实上这学生很行。
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的研究方向改变了，我以前做神经发育的分子生物学、细胞生物学，来北京后我决定换一个课题，因为原来课题做了十年，我想试试看能不能做新的课题，从可以观察到的行为，看其神经机制、分子机理。很多题目、有些方向，是学生提出的，我参与讨论和判断。如果老师只要听话的学生，实验室就少了新的研究方向。再生型实验室有利于学生成长，也促进实验室长远发展。
除了使全面型的学生发挥才能外，也要让有偏才的学生有发挥的空间。我实验室有一个技术员，他多才多艺，体育、音乐都很好。他跟他太太是同学，太太博士毕业了，他还是技术员。他太太去美国做博士后，他跟着去，一般的老师都不要他，觉得他是个纨绔子弟。他在我实验室一开始做简单的分子生物学，提取DNA。他做得极差，做了几个月，人家都不要他做了。我说换一件事，有一个直观的实验，是做神经的发育。我请他试试。他很快就上手，第一个结果其实很模糊，但他兴高采烈。我支持他继续做下去，没过多久就出成果了。后来他在《Nature》以第一作者发表了论文。
年轻老师可以注意，不要觉得某个学生一个方面不行，其他都不行。**生命科学至少分四类：DNA和生化，电生理和成像，遗传，生物信息。**做这些需要不同的能力。有些人这几类都行，多数人只是某些方面比较强。所以当学生在某方面不行时，你给他换一个课题，说不定会发现和用到他的特长。
对年轻的老师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。应该鼓励学生做你不会做的东西。一个做实验科学的人，新开实验室的时候常将自己的研究限定在自己会做的实验，等学生来了你只要带他们做，这很自然。但这个自然的想法并不全面。学生做课题或提出课题的时候，你应当支持他们，包括支持他们到外面学，支持他们买仪器。学生实际上给实验室带来的是新的思想，新的技术，使你的实验室成长。因为整个领域都在发展，一个实验室要进步、要真正发展的话，一定会有新的东西是你不会做、还有你不知道的，要支持这些带来新东西的学生。否则，限制学生的结果，减慢实验室发展。
对于学校、学院的研究生工作，有几个政策，可能要跟我们一起推广一下。首先是应该提倡轮转制度，招生不按导师招，学生进来后在课题组轮转，轮转后再定导师。这听上去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，但推行起来不容易，多数单位导师不愿意，习惯于以前小作坊带徒弟的方式。因为按导师招，导师就没有竞争的压力，导师对学生的权力很大，有时权利过大，有些单位连研究生结婚都要导师签字同意。其实谁赋予老师管学生结婚的事权力啊？学生进了实验室以后导师辅导他的学术，导师应该是不具有答辩委员会的投票权，要求回避投票表决。导师和研究生会存在潜在的冲突。如果学生认为学业完成了但导师不让他毕业，怎么办？应该有独立于导师的委员会来裁决。目前中国体系内，研究生导师的利益常有人保护，但也要保护学生。
我的观点是对学生好，就是对老师好。用再生型模式的话，老师要支持、鼓励学生，发掘学生的才能和特长，提供智力环境、给学生创造条件，使他得到发展，能力得到发挥。 我认为中国大学的教学需要很大改革。其它学科我不知道，但在生命科学，凡是我看过的研究生教学，除了少数课程在少数地方是好的以外，大多数都是不好、甚至极其糟糕。我认为解决的方法之一，就是要有轮转。导师没有必然的学生时，就可能有压力要教好研究生课，这是导师吸引学生的途径之一。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学生是跟某个导师的，导师教他一个就是了，而不愿意教别的学生。这跟"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"是相反的，中国的导师现在对于教课、教育研究生出现了一个怪现象：“我不希望为人人，所以人人也不为我”。你不愿教其他老师的学生，所以也就其他导师不教你的学生。
部分导师比较重视研究，对开研究生课程则不大在意，以为教课是浪费时间，逆"磨刀不误砍柴工"常识而行。今天的听众是年轻导师。我鼓励大家开课，开好的研究生课。有些年轻老师以为要年资高的人来做，说他们有号召力，有影响。其实年轻的时候去做这些事是很好的，很可能比年资高的人还好。有些人可能知道科学院有个课是我和科学院的老师十年前开的，最近得了科学院教学的最高奖。但是建立这门课的时候，我还是副教授。我积极做教学最开始其实是在美国华盛顿做助理教授时，当时学校并没要求我教学。我与另外两个美国人当时年轻气盛，都觉得自己懂得最新的东西，而学校其他课不够好，我们就一起开课。我们教的是选修课，当年却成了全校上课人最多的研究生课。2000年在科学院开课，当时科学院没人愿意教课，我们教了以后，反馈很好，没参加教课的老师也都知道这门课，因为这批学生后来在实验室的表现也很不一样。他们在实验室讨论科学。如果每年有200个学生来听课，只要有20个学生能显出不一样来，就算成功了。对于这门课本身，到现在已10年了，我觉得应该可以被革命掉了，应该有更好的课替代它。10年不被革命，不是这门课好，而是后来的年轻导师，没有起来花力气，推翻这门十年前可以说好的、而现在不够好的课。
**要鼓励学生参加学术活动。**因为中国的研究人员的研究生涯特别短。以前那种在国内做科研工作，后来做上院士的模式对现在的青年导师极不合适。因为当时国内环境很差，要花五年、十年建实验室，得到支持也难，所以他们有一大部分的时候不是花在科研上，等到稍有一些成就，就可以做院士，还有很多时候去做行政，所在整个研究的时间可能只相当于外国的几年。迄今为止，很多国内的研究人员可能不到国外十年有效的研究期，这样的话能够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就都很有限。顶戴花翎来了以后，又被要求去做很多其他事情，整个学术气氛没有起来。
没有学术气氛的一个简单的表现是，我观察到国内绝大多数的教授、研究员常规性不听学术报告。我希望大家在推动学术活动上多用心。国内的学术会议学生是可以去的，但有时国内的会议是不体面的会议，是政治会议，不是学术会议。这时候需要老师保护学生，当你有经费的时候（现在有经费的导师很多），应该把学生送出国去参加学术会议。我在国内实验室里的学生和技术员都有多次出国参加会议的机会，不仅他们自己得益，也给实验室带来各种信息。
老师们做的工作，教学，科研，对学生的支持，都反过来会支持老师的发展。
（2009年5月25日，复旦大学中青年导师培训会）